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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北京婦產醫院產房工作經歷的感受與思考。

作者:中共中央宣傳部劉震。

7月17日，我在北京婦產醫院產房做了7個小時的助產士助理。這是北京最繁忙的產房，一個月內有600多個孩子出生。在最忙的時候，6名助產士在晚上8點到早上8點的夜班中接生了26個孩子。

我的經驗是白天(自然分娩往往發生在晚上)，產婦不多，所以我有更多的機會觀察、學習和交流。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個小時，卻讓我收獲良多，感到震撼。

首先是對助產士工作內容的理解。醫學界大談“金眼銀術，最苦最累婦產科”，可見產科工作的艱辛。近年來，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對醫療的要求和生產觀念也在發生變化，對助產的要求越來越高，助產士提供的服務也越來越多。在平均10小時的等待和分娩時間內，除了正常的醫療技術服務和分娩工作外，還要對產婦進行大量的說服鼓勵、情緒疏導和包括按摩在內的非醫療鎮痛輔助。這里有10多種手持按摩器，都是各地的助產士自己收集的。他們說:“有時候，換個按摩器會讓女性感覺舒服很多。

其次，醫務工作者的精神面貌深深鼓舞了它。這是一個不分晝夜的工作組。每天，一艘白色班輪去下一個夜班，而且有時差。但是他們的精神面貌一點也不累。醫療工作是一個技術發展很快的行業，需要隨時更新知識，這里也是一樣。不同的是，沒有特別的時間學習，所以他們都利用一切機會學習。剛下夜班的隊伍馬上利用早上休息時間去參加培訓班，然后下課回家。在工作站巡邏喝水的時候，我迅速掃了一眼厚厚的大本子，畫了兩行；醫生一給產婦斷水，回到工作站，幾個助產士就圍在一起討論這項措施的醫療必要性& hellip& hellip很難想象，在如此繁重的工作壓力下，我們還能保持如此濃厚的學習氛圍，而不親眼所見。“他們都在更加努力地工作。他們比其他人更有聯系，在技術上比其他人更好，并且比其他人有更少的副作用，”他們說。

同時，這段經歷也讓我對醫患之間的互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產房面對的是一個需要經歷可以達到人類承受極限的十級疼痛的女性，很多人都處于理性崩潰和失控的邊緣。如何最大限度地控制產婦的情緒，保證最后的分娩是極具挑戰性的。“我受不了，給我剪掉”，這是陣痛發生時最常聽到的話語。助產士為此要準備好幾張臉，然后輕聲說話，溫柔地攻擊:“好痛，要不怎么說媽媽偉大& hellip& hellip”過了一會兒，我不得不板著臉切斷退路:“沒有這個選項，我從來沒有因為痛苦而無法忍受修改& hellip& hellip”。根據產婦隨時的情緒變化，調整不同的激勵方式，產婦。

事實上，他們一步步堅持這樣的“教訓哄騙”。“一味哄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對本身比較嬌弱的年輕女性。有時候，他們越哄她，越覺得委屈，越沒有堅持下去的動力，”他們說。

中午，我們聊了一些社會上對產科的偏見。比如為了追求經濟效益，降低風險，我們都鼓勵剖腹產，但這種說法不公平。我國助產士在人口中的比例遠低于發達國家，剖腹產率高的根源在于專業助產士極度短缺，但人們常說“醫院逐利”“醫生愛錢”。另一個例子是自然分娩中的側切率。現在普遍認為順產需要側切，很多女性甚至因此拒絕順產。但事實上，至少在北京婦產醫院，通過改進助產技術，自然分娩的側切率已經控制在20%以下——“我們一直在緊跟國際產科技術和理念的最先進發展，并不斷應用于實踐”，他們說。另一個例子是自然分娩中的側切率。現在普遍認為順產需要側切，很多女性甚至因此拒絕順產。但事實上，至少在北京婦產醫院，通過改進助產技術，自然分娩的側切率已經控制在20%以下。他們說:“許多對我們產科的偏見已經過時，我們目前的助產技術一直走在國際產科技術和理念發展的前沿。

在體驗活動中，通過與醫務工作者的現場交流和與婦產醫院黨委副書記任靜、黨辦主任程紅艷、宣傳部部長魏超的工作后小范圍座談，廣泛征求醫院和醫務人員對我們輿論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結合自己作為媒體工作者對當前圍繞醫療衛生工作的輿論生態的思考，形成了以下幾點體會:

1.醫療工作本身就是一項為人民服務的專業性很強的工作。目前，我國醫療投入有限，醫療資源短缺，發展不平衡，人民群眾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滿足。醫務工作者的整體工作環境和待遇條件比較艱苦，應該得到輿論的支持。

2.醫患關系緊張，是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不充分、不平衡，救助制度不暢。

甚至是醫學本身發展局限性等根本性問題的集中體現。一線醫務工作者往往是患者和公眾發泄不滿的對象。輿論工作者對此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3.宣傳不僅僅是新聞媒體的任務，新聞受自身行業的限制，往往關注突發的、聳人聽聞的事件。要長期推動公眾對醫療工作的認可，應該采取更多的形式，比如電影、電視和文學作品，這些形式更具感染力和有效性。

4.北京市醫院管理局開展的“見面守護”活動，以專業體驗的形式溝通醫患關系，效果非常好。建議可以在宣傳文化工作者、青年大學生、青少年中以不同形式進行推廣，從多方面促進公眾對醫療工作的了解。